铁军，从人民中诞生

——重温“江抗”在武进的烽火往事

1939年5月5日，1000余名将士换上新军装，在雄壮的歌声中，从武进戴溪、洛阳出发，于横林以西跨过沪宁铁路，向锡北前进，由此拉开新四军东进的序幕，开创了苏南东路地区抗战新局面。

今天，当我们重访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旧址，抚摸着炽热的碑文，耳畔仿佛仍回响着革命先烈的铿锵足音。

以血肉铸就铁壁铜墙

1938年7月，何克希与吕平、刘振太等人扮成茧行商人，潜入江阴、武进、无锡三县交界的“澄锡虞”地区。何克希在此办起“青训班”，这些青年成为了第一批革命“种子”。

同年10月，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部北移，途经郑陆桥塾村。何克希闻讯后，连夜把梅光迪、朱松寿、承寿根三支武装带到宿营地，恳请“铁军”检阅。陈毅一句“搞得好嘛！把队伍带过来，我帮你们整编”，茅山整训随即展开。原“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”编为一连，“江南抗日游击大队”编为二连，青训班学员编为三连；梅光迪任司令，何克希任副司令兼政委，徐绪奎任参谋长，王新、龚鹏佐、包厚昌分别担任指导员。至此，江南第一支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区域性抗日义勇军正式成军。

1939年5月1日，叶飞率新四军六团抵达戴溪高家村，与“江抗三路”胜利会师，成立“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”。从1938年7月的70名青训学员，到1939年5月东进时的上千劲旅，“江抗三路”在短短十个月内，完成了从自发武装到铁军劲旅的涅槃。

这涅槃的背后，是鲜血写就的注脚：胡发坚在洛阳收缴大刀队的硝烟里猝然倒下，子弹凝止了他33岁的青春；王赤在坂上西王村反“扫荡”的弹雨中高呼“同志们冲啊”……英雄倒下的地方，胜利便从那里生根。致敬他们，就要铭记——山河寸寸皆热血，热土抔抔尽忠魂；惟以奋斗护和平，方不负先烈以命相托。

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

1939年2月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作出“向南巩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指示。在新四军“江抗”总指挥部成立之前，“江抗三路”的通讯员先行前往高家村，与钱象贤、钱近贤兄弟俩秘密联络。钱氏兄弟爽快地答应腾出住房供新四军使用。

新四军在钱象贤家设立“江抗”司令部，在钱近贤家设立“江抗”政治部。兄弟俩带领家人为新四军忙碌，烧水、铺床、喂马、料理伙食等。钱近贤是当地有名的中医，凭借精湛的医术为新四军战士医伤治病。在钱氏兄弟的影响下，高家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，家家户户铺床添被，迎进子弟兵。“江抗”指战员们也忙里偷闲帮百姓挑水、扫地、干农活，新四军严守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所买粮草蔬菜、所借物具都与百姓明账细算，处处洋溢着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。

何克希等率新四军“江抗三路”在武南洛阳、戴溪及锡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，期间虽多次遭遇日伪军搜捕，但在当地群众及爱国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，均成功获救，化险为夷。这种“军为民、民拥军”的血肉深情，正是伟大抗战精神最温暖的底色。今日，当繁华触手可及，我们更须铭记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人民是真正的英雄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把谁举过头顶。

化“不可能”为“一定能”

“东进”，面对的是平均每平方公里1.5个日伪据点的“梅花桩”。这种敢于从最艰难处撕开缺口的斗争智慧，跨越时空，直抵当下：从改革开放之初苏南乡镇企业“异军突起”，到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勇当科技产业开路先锋，无不是“东进精神”的生动续篇。

共同铭记历史，正是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从中汲取开创未来的智慧与力量。号角再次响起——不是枪声，而是科技创新的引擎轰鸣；不是硝烟，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春潮。他们曾以生命开路，我们当以奋斗奔跑。在新的“东进”征程上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壮丽史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