搭起北渡长江的“跳板”

——记抗战英雄管文蔚

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，籍贯江苏丹阳的管文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，他从1924年投身学生运动起，一生以信仰为炬，点燃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，建立地方抗日武装，成功搭建起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的“跳板”。

白色恐怖中的坚定信仰

1926年入党时，管文蔚出身于丹阳“管半城”的殷实之家，选择革命便是“逆行”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，江苏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。管文蔚毅然选择坚守革命阵地，承担起重建党组织的重任。

根据党史记载，管文蔚在反动当局的通缉追捕下，长期隐蔽于东台、大丰等地的乡村，以隐蔽身份开展地下工作。他深入农户家中、田间地头，联络失散的党员同志，秘密发展新党员，逐步重建起被破坏的党组织网络。

1930年4月，时任无锡中心县委书记的管文蔚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狱中，敌人为撬开他的嘴，施以吊打、踩杠、灌辣椒水等酷刑。但管文蔚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气节，坚贞不屈，未泄露任何党的秘密。长达七年的铁窗生涯几乎摧垮了他的身体，却丝毫未能磨损他钢铁般的意志。出狱后，他第一念想便是“找党”。

当抗战全面爆发，管文蔚并未等待，而是以行动呼应民族召唤。1938年初，他就在家乡倪山组织起丹阳地区最早的抗日自卫团。没有枪，就动员家资；缺人，就奔走呼号。至同年4月，他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已发展到84个分团，拥有武装基干2000千余人，成为苏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民众抗日力量。

从“寻党人”到“管司令”

解放战争时期，管文蔚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、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等重要军事指挥职务，其坚决果敢、善谋能战的威名早已传遍大江南北。1949年9月，他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身份，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会议间隙，陈毅向旁人这样介绍他：“别看他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模样，他就是那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‘管司令’！”

时间回拨至1938年仲夏，当得知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苏南的消息后，与组织失去联系多年、却一直在丹阳孤身坚持抗日的管文蔚，立即派人星夜赶往宝堰接头。7月上旬，他更是不顾个人安危，单骑简从赴延陵面见陈毅。会谈中，他坦诚提出两大迫切心愿：一是恳请党派遣干部，将自己组建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彻底改造为党领导的正规武装；二是强烈请求恢复自己因被捕失联而中断的党籍。他对党的忠诚渴望，溢于言表。

同年8月，经陈毅报请中央批准，管文蔚的党籍得以恢复。9月，其所部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，他任司令员；10月，纵队党委成立，他担任书记。在党的领导下，这支源自地方自卫团的武装，通过全面的“党化”建设，迅速成长为纪律严明、战斗力强的人民军队。此后，管文蔚坚决执行党的战略部署，率部控制了扬中至江都大桥的关键沿江区域，成功搭建起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的“跳板”。粟裕后来评价此地“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”，陈毅则直言：“我们新四军能够如此迅速地挺进苏北，完全是管文蔚的功劳。”

从主动“寻党”归队，到将亲手创建的武装毫无保留交给党指挥，再到驰骋华东战场成为敌军忌惮的“管司令”，管文蔚用一生践行了对党的绝对忠诚。

倾注百废待兴的地方治理

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“管司令”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管文蔚将战场上的果敢与忠诚，全然倾注到百废待兴的地方治理中，完成了从军事指挥员到人民公仆的身份转变。

面对战后民生凋敝、百业待举的严峻局面，管文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将办公桌“搬”到田间地头。他谢绝机关里的听汇报，常年扎在乡村一线，鞋底沾满泥土，心中装着群众的饥饱冷暖。从驰骋沙场的将领到扎根泥土的公仆，管文蔚用后半生的实干证明：真正的革命者在胜利后不是功臣而是勤务员；真正的忠诚，不仅在枪林弹雨中闪耀，更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永恒。

从烽火岁月中的革命勇士，到地方治理中的实干书记，管文蔚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担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