血染文墨照山河

——记爱国报人刘髯公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天津有一份名为《新天津报》的报纸，以贴近民生、语言通俗、敢为百姓发声的特色，深受平民喜爱。报品如人品，创办人刘髯公关注劳苦大众，痛斥军阀暴行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尽显侠义与担当。在山河破碎之际，他更以笔为盾，最终以生命践行了中国人的气节。

刘髯公的事迹，早已融入天津武清的历史血脉。他不是扛枪的战士，却以笔为韧勇拒黑暗势力；他不是振臂的领袖，却以文为炬点燃家国心火。

执笔立报，墨浸家国初心

刘髯公原名刘学庸，字仲儒，笔名髯公，1893年生于天津武清县杨村镇一回族家庭。早年的清军生涯及法国驻华使馆文书等经历，让他亲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挣扎。1924年，他与段松坡、薛月楼携手创办《新天津报》，彼时或许未曾料到，这份小报日后会成为抗击日寇的“舆论阵地”。

《新天津报》深耕市井，凭借对社会弊端的尖锐评论、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、连载不绝的长篇评书等大众化内容，在天津报业站稳脚跟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，让刘髯公手中的笔陡然增重，它不再是记录市井烟火的工具，而是刺穿不抵抗主义的利刃。他在版面上密集报道抗日英雄事迹，翔实刊载抗日武装的浴血历程，大胆揭露日军侵略罪行，让“抗日救国”的呐喊顺着报纸的褶皱，传遍天津的街头巷尾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日军妄图将《新天津报》变为殖民宣传工具，强令其刊登同盟社电讯稿。刘髯公绝不为侵略者摇笔杆，亲撰停刊社论，文辞慷慨激昂。当日伪政府请其参加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时，他不仅拒不赴会，更将送通知的人痛斥出门，用一身傲骨拒绝了所有妥协的可能。

黑牢铁骨，血写民族气节

利诱不成，便施威逼。日军早已将这位硬骨头报人视作“眼中钉”，只因刘髯公居于法租界，暂未贸然动武。1937年8月2日，那个风雨骤至的清晨，法租界外的东天仙戏院门前，千余名难民在雨中瑟瑟发抖，妇女儿童饥寒交迫的景象令人揪心。刘髯公忘却自身安危，跑前跑后协调铺房安置难民，并与友人约定次日再商救济事宜。

谁料，8月3日，当刘髯公行至万国桥（今解放桥）时，日军将他强行抓捕，押往宪兵队刑讯。面对毒打，酷爱京剧的他高唱“大将难免阵头亡”；面对合作复刊的劝诱，他破口大骂侵略者与汉奸，左腿被活活打断。

黑牢，成为刘髯公最后的战场。五六平方米的囚室里，尿桶臭味弥漫，他衣衫褴褛，乱发长须，形同乞丐。当时同囚的清华大学学生卞僧慧（后为天津著名文史专家）回忆，刘髯公在牢中曾说：“我们身经这番磨难，必须把国家的凌辱、人民的涂炭，原原本本，写成信史，留给后人。”日本人以“复刊即释放”为条件施压，家人与亲友心急如焚，最终瞒着他答应了条件。可回家后，刘髯公便对报馆同仁宣告：“《新天津报》决不再出版了，大家另觅出路吧！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。”

薪火不灭，魂系峥嵘岁月

1938年4月21日，天津的春日已来临，但因狱中酷刑元气大伤的刘髯公，却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年仅45岁的他，终究没能等到山河光复的那一天。

刘髯公虽已逝去，但他用生命诠释的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之心，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在武清，红色收藏家杨建青以崇敬之心翻阅着那份民国二十三年的《新天津报》，痛斥日寇的标题仍清晰如昨。天津市档案馆里，1938年4月23日第6版《新民报》的讣告静静陈列，泛黄的纸页上，“刘髯公逝世”五个字，成了一代人的沉重记忆。他的故居至今仍在，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意式风情街的建国道66号，《新天津报》报馆也曾设在这里。

如今的解放桥上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，曾经的屈辱与血泪早已融入时光，但刘髯公的精神依然鲜活——它“活”在人们聆听抗日故事的脑海，“活”在文物修复师擦拭旧报纸的手中，“活”在新闻人传递正义的笔端，“活”在每个武清人不忘来路的心间。

有些笔，能比枪更有力量；有些魂，能跨越时空，永远炙热滚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