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生命守护文化根脉

——追记“庄河六君子”之宋良忱

在辽东半岛的庄河，提起宋良忱的名字，许多老一辈人的眼中仍会泛起敬仰的光芒。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冲锋陷阵的将军，他的阵地，是三尺讲台；他的武器，是教科书与知识；他的抗争，是为家乡子弟守住文化的根脉与民族的尊严。从满怀理想的“教育救国”实践者，到不屈不挠的文化抗战志士，直至血染浑河，宋良忱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壮歌。

创办新式学堂

1883年，宋良忱出生于辽宁东港孤山镇一个殷实家庭。被誉为“神童”的他，从私塾到奉天两级师范学校，再至南京金陵师范大学，求学一路顺畅。在南京期间，他广泛阅读进步书籍，苦苦探寻救国之道。1912年，蔡元培《对于新教育之意见》一文，如一道曙光，照亮前方——教育方能从根本上塑造新民、振兴国家。

1913年宋良忱学成归来，面对多方高薪聘请，婉言谢绝，毅然返回故乡庄河。次年春天，年仅31岁的宋良忱被遴选为庄河县立中学校长，自此，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此。

他深知师资为教育之根本，不惜重金，亲赴北京、上海等地，以每月80至100银元的高薪，延聘名牌大学毕业的英才来校任教。他亲手制定“尽责务”三字校训，勉励师生自强不息，胸怀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，庄河县立中学师资雄厚，校风清正，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，学校声誉日隆，成为辽南地区乃至全省的教育标杆。宋良忱，也被誉为“庄河现代教育的蔡元培”。

顽强抵制奴化教育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枪声，打破了校园的宁静。东北沦陷，日寇的铁蹄不仅践踏着山河，更伸出了文化侵略的魔爪，试图通过奴化教育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。

身为校长兼县教育局长的宋良忱，毅然站到了抵抗的前沿。当伪满洲国文教部强制推行鼓吹“日满亲善”“效忠天皇”的奴化教材时，宋良忱巧妙周旋，使庄河各学校更换教材之事一拖再拖。直至1935年，庄河县立中学的历史、地理、国语等核心课程，仍然使用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有教材。这在当时黑云压城的东北，堪称一个文化坚守的奇迹。

庄河民众感佩他的勇气与民族气节，有人自发为他树立汉白玉碑，刻上“有功教育”四个大字。这褒奖，在日伪当局眼中，却是公然挑衅。1936年，宋良忱被调离倾注半生心血的庄河中学，撤去教育局长职务，明升暗降为电话局长。然而，岗位的变更，并未磨灭他的斗志。其实，他的抗争早已超越教育领域。1933年，爱国人士孙德馨、廖香南因“反满抗日”被捕，宋良忱不顾自身安危，亲赴伪警察署，愿以身家性命担保。虽未成功，其凛然义举已震撼人心。

救国会中的最后斗争

调离教育岗位，反而让宋良忱有了更多时间从事秘密抗日活动。1936年，他加入了由安东省教育界爱国人士秘密组成的安东抗日救国会，并与庄河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林贵家等人，秘密成立了救国会庄河分会，被推举为会长。此时，他的战场从明亮的课堂转入隐秘的地下。

救国会庄河分会迅速发展到700多名秘密会员，核心多是中小学校长和进步教师。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播爱国思想，更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钱来，支援抗日武装。宋良忱以“捐资助学”为名，带头劝捐募款。1936年6月，救国会庄河分会第二次募捐，筹得10580元，其中教师会员捐款高达7280元。这其中3500元资助了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，2500元支援了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，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和战士过冬的棉衣。

1936年12月，安东救国会领导人相继被捕。消息传来，亲友劝宋良忱暂避，他却选择了留下。他深知危险，但更明白自己的责任。1937年元旦，日本宪兵以“宴会”为名，在中华楼酒店将其逮捕，并查抄其家。

在狱中，宋良忱遭受了日寇惨无人道的酷刑：“灌凉水”“跪石头子”“压杠子”“用子弹头别肋骨”……遍体鳞伤，形销骨立，他却始终坚贞不屈，未透露半点救国会的秘密。他敏锐地发现，被捕的13人全是分会领导，判断敌人仅掌握了领导人名单。于是，他在狱中一再告诫难友：“只讲我们13个人的事，绝不牵连其他任何人！”他用最后的智慧和意志，保护了大批爱国同仁。

1937年2月3日，宋良忱等被押送至奉天陆军监狱。面对更残酷的折磨，他依然傲骨铮铮。3月13日，寒风中的奉天浑河岸边，宋良忱与孤山中学校长徐成章等另外五位庄河教育界人士，高呼着爱国口号，英勇就义，时年54岁。他们六人，被后世尊称为“庄河六君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