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旗设计者的抗战往事

——记瑞安抗战志士曾联松

瑞安国旗教育馆“国旗诞生厅”里，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伏案构思的雕塑定格了永恒瞬间——这位从瑞安走出的书生，将抗战岁月的烽火与信仰熔铸成了五星红旗的璀璨星光。当我们凝视国旗，便会读懂它的鲜红底色里，藏着一位爱国青年在战火中的觉醒与担当。

书生觉醒识担当

1917年12月，曾联松出生于浙江瑞安城关水心街，年少时在瑞安县小、瑞安中学初中部求学，天资聪慧，尤其喜爱书画。

1932年岁末，15岁的他怀揣父亲“科技救国”的期许，远赴南京求学。1935年《何梅协定》的签订，撕碎了他“科技救国”的幻想——当国民政府步步退让，仅靠实验室里的公式又怎能护住脚下的土地和人民！

1935年，“一二九”运动浪潮席卷全国，正在备战升学考试的曾联松毅然放下课本，加入南京几十所学校学生组成的罢课游行队伍，到中山陵“哭陵”，向国民政府请愿。这个戴着眼镜、身材瘦小的青年高举亲手书写的“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”标语牌，振臂高呼：“武装保卫华北！坚决反对不抵抗主义！”面对国民党军警的棍棒交加与高压水龙，他毫无惧意，冲在游行队伍最前排，表达誓死反帝抗日的决心，也在同学中留下了“性刚毅，不为威武所屈”“满腔热血，常欲效用沙场”的评价。

1936年曾联松考入国立中央大学，弃理从经，探寻国弱民穷的病根。“西安事变”后，中共促成抗日统一战线，这让他笃定“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”。

投入滚滚抗日洪流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的枪炮声，将曾联松推向抗日洪流。当年8月，他参加瑞安县战时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，募捐钱物支援抗日。11月，国立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，曾联松溯江而上返校。长江两岸的烽火让他触景生情，愤然写下“烽烟燃大地，血泪染芦沟。天下兴亡责，匹夫赴同仇”。

在重庆沙坪坝的校园里，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，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学生抗日联合会，投身抗日宣传。他牵头创办小型图书馆，收集进步书刊相互传阅；组织群众参加夜校，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救亡进行曲》等抗战歌曲。中央大学哲学系宗白华教授的美学课，更让他滋养着审美底蕴，为日后设计五星红旗埋下伏笔。

1938年5月，曾联松庄严宣誓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真正走上革命抗日的道路。彼时的重庆频频遭遇日寇空袭，“中国必亡”的投降论调甚嚣尘上。他却在学校各个隐蔽的地方组织进步学生讨论时事、分析局势，秘密开展地下工作，不仅牵头组织支部活动，还参与筹划周恩来作形势报告。

1940年冬，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曾联松得到组织上“立即转移”的紧急通知后离开重庆，踏上了前往皖南寻找新四军的征途。抵达广西桂林，却得知“皖南事变”的噩耗。在悲痛与战乱中，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。

五星破晓耀中华

1941年，曾联松辗转来到浙江丽水，化名“曾楫”，曾在版画艺术家做帮工。这段经历让他将爱国情怀与艺术审美深深融合，为日后的国旗设计奠定了基础。他还先后在云和、丽水等地以合作指导员、经济研究员的身份，为难民安置生计，推动后方生产建设。当家乡瑞安中学邀请他执教时，他欣然接受，用中外民族抗争史，在学生心中播撒爱国火种。
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，学生们欢呼着冲出教室，他独自在黑板前伫立——八年烽火，他从南京街头的请愿学子，成长为地下战线的革命战士；从追寻新四军的行者，变为播种希望的教师。那些在战火中淬炼的信念、在艺术中滋养的审美、在斗争中凝聚的对民族的爱，都在他心中沉淀。

1949年，当新中国征集国旗设计方案时，曾联松脑海中浮现的，是重庆夜空的星光，是游行队伍中的红旗，是战友们牺牲时染红的土地。他将五角星与红旗结合，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，小星代表各族人民，四颗小星环绕大星，寓意着在党的领导下，中华民族团结一心。这枚从烽火中走来的设计，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国旗。

曾联松的抗战岁月，藏着无数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——从书生到战士，从地下党员到国旗设计者，他用一生践行着“为国尽忠”的誓言。